从立法目的层面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旨在有效抑制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的罪与非罪及刑罚轻重的依赖。本案是典型的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帮信罪”涉案人员的角色定位大多是“供卡人”，即提供自己的银行卡为他人进行转账交易结算，该行为亦俗称提供银行卡帮他人“洗钱”。 根据刑法规定，构成该罪名需达到“情节严重”。那怎样判定为情节严重呢？ （1）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 （2）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 ； （3）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 （4）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5）两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6）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体到本案中，辩护人认为： 1. 被告人管某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 2. 管某主动投案系自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3. 同时管某是初犯、偶犯，坦白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系典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郝某等人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仍结伙为电信诈骗组织转移赃款，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金额达十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 本案辩护人认为： 郝某的行为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属于从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郝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案件事实及所犯罪行，系坦白； 郝某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郝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盗窃父母或近亲属的财物,在是否构成犯罪和处罚上有其特殊性。 法律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刘某偷盗自家钱财达5000元,数额大,在父母追问时又拒不承认,且把偷拿的钱用于赌博和挥霍,结合这些情节看,刘某应当属于“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情形。 司法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刘某刑事拘留,这是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过,刘某偷盗的财物毕竟是自己家的,其社会危害性明显比在社会上作案要小,加之其属于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判处其刑法时,通常会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

减刑，是指对原判刑期适当减轻的一种刑法执行活动。 满足以下条件可以减刑： 1、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 2、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3、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刘某、高某和崔某预谋实施的是绑架罪,但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他们不仅实施了绑架的行为,并且还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 这种类型的绑架罪实质上包含两种具体的行为:一为绑架行为,二为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即一般情节的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 本案中,刘某、高某已够法定年龄,所以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崔某案发时的年龄为未满16周岁,根据刑法的规定,其不应对绑架罪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对其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

“碰瓷”诈骗的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并且，在有车辆行驶的道路上实施“碰瓷”，也存在危害交通和人身安全的风险，从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危害后果。“碰瓷”不可为，“演技”再好也会被戳破，等待“碰瓷”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案系典型的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对于该类刑事犯罪活动，国家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一般来说，基于涉案人员的参与实施犯罪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获利情况等，量刑幅度高低不等。 具体到本案中，姚某虽涉嫌参与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从犯、认罪认罚、坦白、初犯以及积极退缴违法所得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   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使用醋酸泼尼松、布洛芬等药物生产的“关节再生胶囊”，与其宣传治疗功能严重不符，药物含量不清楚，严重侵害不特定消费群体的知情权和健康权，不但延误疾病治疗，严重的还会引起重要的脏器损伤。 本案中，熊某某、张某某销售假药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药品销售市场秩序。检察机关保持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严惩刑事犯罪，给广大药品生产者、销售者敲响警钟。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社会治理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积极履行监管职责。行政主管部门加强联合执法、开展药械质量宣传，在辖区内针对药品行业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严查药品经营主体资格，发现在农贸市场等地销售假药的刑事案件线索5件，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实现从“治罪”到“治罪”与“治理”并重，促进源头织密药品安全保护网。

根据刑罚的不同内容，刑罚可以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增设的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中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扩大了资格刑的范围，使我国的刑罚制度更为完善、更为合理。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虐待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阶段，属于弱势群体且其认知能力、表达能力有限，这类犯罪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发育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犯罪更为隐蔽，对这类案件的查处更为困难，犯罪分子更容易逃避制裁。犯罪人利用其职业特点、优势地位多次实施犯罪行为，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更大。 　　 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为了实现报应的要求、实现刑罚的公正，更好地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依法对其严惩具有正当性；对于这种多次利用工作之便性侵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人实行从业禁止，终身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