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中，文化公司章程中规定，原告高某超为文化公司的执行董事，被告陈某杰为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须向公司执行董事汇报日常工作并接受领导。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原、被告作为文化公司的股东，均应遵守文化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既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招待董事汇报日常工作，并接受其领导，该章程规定应当对陈某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原告作为执行董事，有权利要求被告交回印章、证照等。

公司解散的核心要件是公司形成僵局，即股东间形成截然对立的僵持状况，股东会及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失灵，股东之间的人合性丧失。 决定公司是否解散的实体实质审查标准： 一是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二是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三是公司董事之间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四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因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态。

公司长期未发现公司公章被盗，视为公司对公章管理不规范，对公章被私自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有限公司减资的主要表现是减少注册资本。由于公司减资对外的最大影响是公司减少了对债权人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公司法》对股东撤资（减资）有严格的规定，股东不得随意减资。但也不是说公司不能减资（或股东撤资），股东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经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减资的股东会决议后，再办理减资手续，以便股东可以顺利退出公司。但是，股东对于采用公司减资退来退出公司的方式须慎用，毕竟公司减资之后会导致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且今后再增资扩股又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商变更手续，并且还需承担相应的税费。对此，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回购股权等方式来退出公司经营。

受经济形势影响，滨州法院的破产审判理念从帮助企业主体有序退出市场，转变为更加注重挽救困境企业。本案中，通过重整，引入新的投资人，泰丰公司等九家公司重新回归市场，债权人、职工利益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1.挽救了企业，盘活了资产。重整计划草案的批准执行，使九家企业避免了破产清算的风险，土地、厂房和设备等各类资产实现了优化重组和高效利用，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恢复生产并正常经营。依据重整计划草案，预计可盘活土地230亩、恢复镀锌生产线3条并实现升级改造、恢复彩涂生产线2条并实现升级改造。 2.充分保护了普通债权人利益，特别是小额债权人利益。若九家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几乎为零。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引入战略投资人资金1.28亿，并额外追加200万元用于专项清偿小额债权人，小额债权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3.充分保护了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依据重整计划草案，九家企业130余名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100%受偿，未发生任何职工信访问题，九家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后能创造1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可有效拉动就业。    面对涉及企业、职工、债权人众多，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各表决组一致通过等因素，法院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在严格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并充分考虑九家企业实际情况和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果断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使重整制度的价值得以发挥，也使各方效果实现了最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虽陷入经营困境，但其拥有特种行业运营资质且尚有订单，具备重整价值和可行性，故积极推进“预重整”，引导管理人启动对公司重整投资人的预招募。 2021年12月22日，裁定受理某信息技术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并决定适用简易快审程序审理。管理人于2天内即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在法院引导下，需要处置的资产全部进行网拍。 2022年1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某信息技术公司的重整计划。重整后，52名职工工资336万元获全额清偿，公司恢复经营，并对原职工进行留用。